郭满：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台湾测绘、流变问题考析

摘要：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是在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的主导下完成的。成图时，除新疆、西藏以及贵州、广西的“生苗区”未能全部绘制外，台湾后山部分也在标注“大山番界”后作留白处理。其缘由一则为彼时台湾开发的历史概况及汉“番”相处状况所限，后山难以进入实行测绘；二则因为测绘人员本身对于疆域、边界的认知与传统中国边疆概念之间的偏差所致。值得探析的是，该图在欧洲(以法国为主)的传播过程中，全图中台湾后山原有的“空白”部分被填补完整，而在福建省舆图中依然保持测绘时的原貌。在没有进行重新测绘的前提下，作此种处理的依据一是承认、尊重测绘成果的精准度，并予以接受；二则与作者所处时代流传的中国地理知识关系密切。

一、国内诸版《皇舆全览图》中的台湾后山舆图

目前所见《皇舆全览图》概有6版。一为八排四十一叶(帧)的铜版地图，仅见少许残叶和金梁石印；二为木刻三十二叶本，即德国人福克司1943年于北京辅仁大学影印《康熙时代耶稣会教士地图集》(DerJesuiten－AtlasDerKangshi－Zeit)；三为康熙年间彩绘本，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四为康熙五十六年木刻本；五为康熙六十年木刻本；［5］六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分省分地区图。［6］综合以上版本《皇舆全览图》可知，无论在全图(以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五十六年内府刻本为例)［7］抑或福建分省地图(以福克司《康熙时代耶稣会教士地图集》中的福建分省舆图为例)［8］中，台湾后山均示以空白，并标有“大山番界”字样。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另外一幅福建舆图，［9］台湾后山虽仍以空白处理，但却粘贴红签，上有“诸罗县改嘉义县”“诸罗县北半线地方今设彰化县”之语。据馆藏信息记载，捐赠者为柔克义(WilliamWoodvilleRockhill，1854～1914)［10］，舆图时间界定为1721年。显然，这与图上题写文字相矛盾，因为彰化县设立时间为雍正元年(1723年)，诸罗县改为嘉义县的时间则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在舆图时间上出现的“误断”，料想是忽略了舆图之上所附汉字，未深究其意所致，以为此舆图与以往版本无差。促使柔克义断定该图年代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柔克义本人藏有1737年在荷兰出版的《最新中华、鞑靼与西藏地区地图集》［11］，这本地图集正为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欧洲的发行本，其中的福建舆图与此几无差别。实际上，此图确是1721年的舆图无疑，或者说原图确为1721年版，而舆图之上的汉字明显为后人所加。同时，在将新置的嘉义县和彰化县添注在地图中时，仅将彰化县写入半线与阿东社之间的狭窄区域。至于“诸罗县改嘉义县”却未在图中体现，仍以诸罗县为名标注在图上，显是由于舆图空间过小无法改动。职是之故，此一舆图呈现出来的既不是1721年版的旧图，亦非新作，而是在1721年版之上添补新内容后的“混合”呈现。

台湾早在1683年即已纳入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那么，康熙《皇舆全览图》和福建分省舆图上，台湾后山的空缺应作何解释？此次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体的测绘活动，在运用新的测量、制图方式等技术的同时，也将其对领土、疆域的理解混入其中。矛盾的是，此次地图绘制成果传递回法国后，中华帝国全图与福建分省图之间的台湾后山部分却并不一致，这又是何种缘故？

二、台湾舆图在西方的传布和流变

康熙《皇舆全览图》主要由耶稣会传教士测绘，完成后被传教士带回法国。《皇舆全览图》在欧洲的印行首见于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1674～1743)《中华帝国全志》［12］(四卷本，以下简称《全志》)，1735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736年荷兰海牙舍里尔(Sheurleer)出版社随即盗版此书。［13］二者的差异除在开本、重量、编排方面外，海牙版《全志》仅保留了7幅城市地图，其他分省地图以及全图皆无。舍里尔出版社在1737年将《全志》图书中的地图以专册出版，即上文所提柔克义所藏的《最新中华、鞑靼与西藏地区地图集》，该书地图总数依然比1735年的巴黎版本少了8张。［14］

翻检杜赫德1735年巴黎法文版所用地图，中华帝国全图与福建分省舆图中的台湾后山部分差异分明。在全图中，台湾后山轮廓线条清晰可见，而分省舆图中，却依然留白，记有“TAI－OUANouISLEFORMOSE”字样，意为“台湾－福尔摩沙岛”。1736年荷兰盗版的《全志》因无法从负责杜赫德地图制版的地理学家当维尔(JeanBaptisteBourguignond＇Anville，1697～1782)处取得地图版权及木版，只得在1737年将《全志》中的地图重刻后单独成册发行，命名为《最新中华、鞑靼与西藏地区地图集》(以下简称《地图集》)，仍冠之以当维尔的名字。此《地图集》大致是将《全志》中的地图结集出版，其所附中华帝国全图与福建舆图中的台湾，与《全志》中无异。

在1738年英译版《中华帝国全志》［20］中，地图部分采取了更为审慎的处理方式。［21］然而，即便在中华帝国总图中，台湾后山部分也没有采用惯常的闭合式实线，而是以点状虚线替代，并记录了各省实测点的纬度信息。在福建省舆图中，空白区域仍在，除标有“TAY－WANortheISLANDofFORMOSA”外，另有一行写有“calledbytheInhabitantsPE－KAN”，解释了台湾这一名称的由来。［22］

三、舆图中台湾后山部分缺失的原因辨析

（一）台湾的地理测绘及舆图制作

台湾的测绘工作由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1677～1679)、德马诺(RomainHinderer，1669～1744)、冯秉正三人主导完成。1715年8月冯秉正在致神父德科洛尼亚(deColonia)的信中，详述了从厦门出发前往台湾测绘的经过。1714年4月3日，冯秉正等随同4名康熙任命的官员从厦门出发前往台湾，因风向不顺抛锚金门料罗湾，直到9日傍晚暴风过去后才再度出发，隔日驻泊澎湖。在澎湖停留4日，测绘和了解澎湖概况，同月15日到台湾，开始了对台湾岛长达一月的测绘工作，“绘制岛上属于中国的地区的地图”。他认为“台湾岛并未完全控制在中国人手中，它似乎被一条高大的山脉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这条山脉南端起自沙马矶头，向北一直延伸到岛屿北侧沿海昔日西班牙人下令修建的被中国人称为鸡笼寨的地方，只有这些山峦以西的地方，即北纬22度8分及沿岸岛屿至25度20分之间的地方才属于中国。中国人说岛的东部只有蛮人居住。那里山岳连绵、荒无人烟。”［23］冯秉正这一“观察和体验”不仅仅停留在文字表述上，在其所绘制的地图中，从北到南沿中间山脉有一条蜿蜒的曲线，标以“Limiter”之名，但这条界线在以后的版本中并未被保留下来。冯秉正之所以持上述观念，一方面是受到清政府当时治台政策的影响，故冯妄自断定政府的有效管辖范围未及台湾后山地区；［24］另一方面，冯秉正未实际进入后山测绘，故地图只能做留白处置。

参照杜赫德《全志》第四卷文末所附《耶稣会传教士奉康熙皇帝圣旨绘制中华帝国地图所用部分纬度(观测所得)及经度(几何测量所得)表》可知，在台湾的测绘点共7处，分别为澎湖(IsledePongHou)、台湾府(Taïouanfou)、凤山县(Fongchanhien)、沙马矶头(Chamakiteou)、诸罗县(Tchulohien)、淡水厅(Tanchouitching)［25］、基隆(Kilongtchaï)，具体经纬度如表1。［26］

表1台湾测绘地点及其经纬度

测绘地点

纬度

经度(测绘以北京为0°经线)

中文

法文

澎湖

IsledePongHou

23°34'48″

3°1'0″

台湾府

Taïouanfou

23°0'0″

3°32'50″

凤山县

Fongchanhien

22°40'48″

3°37'50″

沙马矶头

Chamakiteou

22°6'0″

4°9'20″

诸罗县

Tchulohien

23°27'36″

3°44'0″

淡水厅

Tanchouitching

25°7'10″

4°43'30″

基隆

Kilongtchaï

25°16'48″

5°9'30″

以上7个测绘点，除澎湖外，其它6个自北到南分布在台湾岛西部，最北为基隆，最南至沙马矶头，此外的4个测绘点则偏重政治因素，分别是淡水厅、凤山县、台湾府、诸罗县。测绘点的选择恰和冯秉正所言属于“中国版图”的地域对应，以南北端的基隆、沙马矶头为界，东部至山脉为止，最终呈现出来的台湾舆图也与此相符合，仅绘制山脉西侧部分，东侧作留白处置。据上表可知，冯秉正等人并未至“番界”测绘。单以冯秉正的记载来看，似乎是“图文互证”的，“不属于中国”疆域的区域被排斥在外。1720年，《耶稣会士书简集》第十四卷载录了冯秉正这封信函，相关讯息传达到作为《耶稣会士书简集》编辑的杜赫德处，可解释何以《全志》中的地图上台湾后山是空白的。那么在《全志》中，杜赫德是如何描述台湾“番界”领属问题的，是否与冯秉正相一致呢？［27］

(二)“图文互证”问题

对《全志》的编著者杜赫德而言，有关中国的信息途径，主要依靠在华的耶稣会士。杜赫德在序言结尾处曾做如下说明:“为了让公众知道我从哪几位传教士那里获得《全志》向读者提供的知识，我在下面列出这些传教士名字，他们的报道对《全志》的成书发挥了很大作用。”［28］法国学者蓝莉考订后也指出:“杜赫德大量利用了他在编辑《耶稣会士书简集》时接触到的材料。”［29］那么，杜赫德是如何将地图测绘人兼供稿人的冯秉正所提供的台湾知识，汇编到《全志》书中的呢？按照《全志》的编辑体例(1735年巴黎法文版)，一般是将地图置于章节之前，再配以文字说明，采用“图文互证”的呈现方式，借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可信性。台湾被安排在《全志》第一卷第四节福建省部分，文字内容长达10页。［30］杜赫德有关台湾的记述，明显有参考《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冯秉正信件的痕迹。在论及台湾领属问题上，杜赫德对冯秉正的说法未加质疑，同样认为“台湾岛并不全在中国的统治下，它被一列山脉，分割为两个部分，这座山脉从最南端的沙马矶头一直延伸到北部海岸。只有山脉西部，位于北纬22°8'与25°20'之间的部分归属中国。”［31］

冯秉正的法文书信中是这样描述台湾前后山归属问题的:Iln＇yaquecequiestàL＇OuestdecesmontagnesquiappartienneàlaChine，c＇est－à－dire，＇＆25degrez20＇delatitudeseptentrionnale．［32］

其中，appartienne一词表示归属之意，为法语动词appartenir的虚拟语态变形。使用虚拟语态，有如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语态本身具有强调意味，在于突出说明只有山脉以西部分归属中国;二是冯秉正是以书信形式传递此一讯息，更多的出于个人的主观判断。杜赫德《全志》中的用句除个别单词拼写差异外，与冯秉正的表述一致：Iln＇yaquecequiestàL＇OüestdecesMontagnes，quiappartienneàlaChine，c＇est－à－dire，cequiestrenferméentrele22．Degréz8．minutes，＆25．Degrez20．MinutesdeLatitudeseptentrion-ale．［33］

1738年的首版英译本中，句式中原有的意蕴被抹除，直接转译为belongsto，原文如下：ThewholeislandisnotundertheDominionoftheChinese．Itisdivided，asitwere，intwoParts，byaChainofMountains，WhichbeginsintheSouthPartofSha－ma－ki－tew，andsattheNorthCoast．OnlythatpartlyingtotheWestoftheMountainsbelongstotheChinese，contain＇dbetween22°8'and2520'ofNorthLatitude．［34］

冯秉正表达的原意，与西人的理解可能是不一致的，他人又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如格鲁贤依据冯秉正著作所撰《中国通志》一书仅包含对台湾的地理、人口的描绘，不再涉及台湾后山的领属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鲁贤较为审慎的择选和独立的认知与判断。［35］

至此，可以看到法文、英文版《全志》中有关台湾的知识记述，与所附台湾舆图相一致，这是杜赫德未至中国、不通中文，只能被局限在冯秉正有关台湾的认知框架中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为适应编写体例，也为凸显主题需要，杜赫德在书中仅采纳了台湾岛图，省却了澎湖舆图。《皇舆全览图》的绘制是从各省地方分图开始，最终汇合成全图。逻辑上而言，在总图中，台湾的后山部分因未经测绘，必然是空白的，故宫馆藏《皇舆全览图》便是如此;相反的是，《全志》所附中华帝国全图中却维持了台湾舆图的完整性，即在未补充其他细节的情况下，基本描绘出了后山的轮廓所在。可见，在《皇舆全览图》被法国耶稣会士传回法国前，可能已有其他版本的地图流布。

（三）《皇舆全览图》西传前中华帝国全图的流布

1735年杜赫德《全志》出版前，在法国学界流传、可供借鉴的描述中国的书籍和地图为数不多，不外乎白乃心(JohannGrueber，1623～1680)与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两人的作品。［36］卫匡国的《中国新图》［37］由荷兰著名书商约翰·布劳(JohnBlaeu，1596～1673)出版于1655年，附有中华帝国总图和多幅分省地图。白乃心所描述的东西方间的路线被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1602～1680)在《中国图说》［38］一书中引述，然而并未见到示意图，［39］反而是卫匡国在《中国新图》中使用的地图被插入到了基歇尔《中国图说》一书中，基本上属于原图借用，包括世界全图和中华帝国全图。在以上两幅图中，台湾在图上以“IFormosa”之名标示出来，在地理特征表现上差强人意。另外，台湾与隔海相望的福建以两种颜色标识。在福建省舆图中，台湾仅呈现了一部分。这种认知显然与当时荷兰人占据台湾直接相关。“福尔摩沙岛也可称为美丽岛。此一大岛，众所周知的，(地理上)也附属于此(福建)省，但是尚未为大明人所领有，而居住在那里的人过着自由自主的生活。大明人称之谓大琉球，意即大的琉球，以此跟小琉球区别。葡萄牙人，把真正的发音稍微扭曲了一些，称为Lequio。我认为是西班牙人在此岛北方岬角的鸡笼建造城堡的时候，将之命名为福尔摩沙。荷兰人还在一个跟主岛距离不远的小岛上，盖了一个叫做新热兰遮的城堡。”［40］

杜赫德在《全志》序言中提到“卫匡国神甫提供的经度并不准确”。［41］他做出此一论断的依据无疑是对照冯秉正等人测绘的《皇舆全览图》而言的。杜赫德在论及担任其制图师的地理学家当维尔时，曾说:“他不但完成了分省地图，还完成了总图，即使不看分省地图，也能从他制作的总图上看到传教士们为这部地理巨著提供细节数据的精确度。他研读了张诚神甫关于鞑靼的记述，将另外几张鞑靼地图合并之后，才开始制作鞑靼总图，为了不让总图留下空白，他还将整个日本和某些更偏北的地方添入图中。”［42］职是之故，不难判定杜赫德《全志》一书中所用地图，分省地图部分采用了冯秉正等人的最新成果，在全图的使用上，显然没有“照搬”，而是综合了以往出版的中国地图，不仅将台湾后山地区补全，同时还增加了后来称之为白令海峡的区域。［43］

冯秉正等人的地图测绘并非全然依据实地经纬，也参照文献中的记载。［44］可供查阅的与台湾相关的典籍在当时计有蒋毓英《台湾府志》(1689)、高拱乾《台湾府志》(1696)、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1712)以及郁永河的《裨海纪游》(1697)。在政治性的行政区划上，上述志书的论述范围确实仅为台湾纳入版图后设立的“一府三县”。表面看来，这似乎为冯秉正等人的地图绘制提供了佐证。实际上，单纯依照方志所载录的地界范围测绘的台湾地图，仅反映了特定时空中的台湾开发情形。上文所论柔克义捐赠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地图中所标示的时间与图上贴红间的矛盾，已然提供了一个台湾历史尚在发展变化的有效例证。清朝后续两次实测地图，即《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三排图》，相较于康熙《皇舆全览图》，三幅图虽然相隔时间未久，在台湾地图的绘制上，就已开发的“大山番界”以西而言，呈现了在行政规划上的变迁，如1723年设立的彰化县在图上已经标示出来。一处细微却关键性的变动是将此前康熙《皇舆全览图》中标注“大山番界”处的文字改为“台湾”，而在《乾隆十三排图》中已不再题写文字。［45］这种现象，一则体现了台湾开发的动态历史进程，“大山番界”不再固定不变;二则也反映了随着开发的逐步深入，对“后山番界”认知的增加。一个重要的体现是，两图中原属“大山番界”内的地理名词从无到有，由少至多的变化。

台湾前后山一起较为完整、科学地绘刻在官方地图中的时间，目前可追溯至光绪四年(1878)。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台前后山舆图》［46］，台湾前后山以及澎湖均在同一张舆图中呈现，绘制者标示为余宠。有关绘图的动机和余宠的个人信息，在夏献纶所撰《台湾舆图并说》中可以寻到一些踪迹。刊刻于光绪庚辰年(1880)的《台湾舆图并说》的主导者是身为台湾道的夏献纶。夏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开山抚番”，“自苏澳、岐莱、秀孤峦、卑南觅以逮瑯嶠、恒春，拔木通道”，有感于“郡志旧图，赴之狉榛莫考”，遂命余宠“周历各属，创为之图”，内有图12幅，除《前后山总图》外，每图附“说略”，共计11篇。［47］是书序言中录载余宠身份为“二尹”，序后题有“绘图委员候补从九品余宠监刊刷”字样。［48］在《台湾舆图并说》中，《前后山总图》(图上标名为《全台前后山小总图》)与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全台前后山舆图》大致相类。不同处在于前者仅包含台湾本岛，而后者不仅将澎湖囊括在内，图周还增添了更为详致的文字说明。除却《前后山总图》外，《台湾舆图并说》中并有《后山总图》及《后山舆图说略》一篇，在《后山舆图说略》中既有后山发展的历史概要，也包含地理特征描述，以及详细的道里和“番社”名称。［49］

如上所述，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体，采用“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即“桑逊投影”)绘制而成的实测地图。就测绘方法而言，无疑是客观、科学、先进的，但在测绘过程中掺入了测绘人员对领土、疆界的主观认知，这种认知既体现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差异，也在台湾历史发展的脉络中不断发酵，进而引发了近代以来有关台湾后山所属权的争议与事端。清对于台湾的开发与近代西方的殖民活动迥然相异，是一种内部开发，而不是领土或疆域的扩展行为，“土牛沟”也在“牡丹社事件”后“开山抚番”的进程中废置。台湾历史的发展和后续的地图测绘已然表明，冯秉正有关台湾后山的论述是错误的。地图不仅是指引方向、获取知识的实用工具，更是一种认知观念的直接体现。在梳理冯秉正等测绘台湾的历史，厘清其在绘制地图中所植入的有关领土、疆界的观念后，结合台湾历史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才能理解台湾后山留白的真实原因所在，并对此作出回应。